就文学艺术，特别是诗歌而言，给人总的感觉，优美多于壮美，阴柔之美多于阳刚之美。隋唐诗坛，经过革新斗争，梁、陈宫掖之风得到廓清。中唐以后，随着五、七言古近体诗高潮的过去，新的抒情诗体——词兴起。宋代诗词都有相当的成就，但学者气很重的宋诗，论雄迈刚健自然逊于唐诗，而更能反映宋代士大夫精神特征的宋词，则是以婉约为宗。
第一节 地域
知识点1 产生中国文学南北地域差异的因素
中国文学南北地域差异，从《诗经》、《楚辞》的时代，就已显露。东晋以后，在南北对立的形势下，分别向两极拉开了更大的距离，引起人们对双方差异性的普遍关注。梁代江淹指出：“楚谣汉风，既非一骨。”，“河外江南，颇为异法。”（《杂体诗序》）。北齐颜之推更从山川水土方面探究其原因：“南方水土和柔，其音轻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词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词多古语。”（《颜氏家训·音辞篇》）南北文风的不同，确如颜氏所论，有山川水土的原因。
但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地域性差异，也起重要作用。黄河流域风沙、黄土、干旱、洪水、荒山、碱泽给从事垦殖者的锻炼；中原作为中国古代阶级和民族斗争最为频繁激越之地，给予历代人民的种种血与火的考验；再加以颜氏论中已涉及的华北古老的山川形貌留给人们的恒久印象，通过长期积淀，形成如魏征所概括的北方人的贞刚的表现，它包含刚强、质朴、坚韧等素质。这一切都与南方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助长着风俗人情朝柔婉、文静的方向发展颇为不同。
南北文学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受着这种具地域特征的人民精神传统、心理素质的支配。诗歌带着地域的差异，在一定时期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轨道向前发展，对于多方面开拓中国文学，本来大有好处。但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动乱，而南方又是一个由腐朽士族统治的病态社会，双方在文学上便不免各有不足，乃至流弊，有待于一个健康的时代给予全面总结，并推向更高阶段。
知识点2 南北文风的斗争
魏征从隋和唐初大一统的形势出发，展望南北文学能够在融合中取长补短，实现文与质的统一。唐初与魏征同受朝廷委托编纂南北朝诸史的一批文臣，和魏征都有类似的认识。唐初批评家的意见，从地域角度看，是伸北而绌南的。唐初君臣的文学主张确实体现了尚质的精神。
唐初统治集团对南北文风在理论批评上所体现的立场，还可以启发我们重新认识历史上的某些现象。西魏宇文泰对“文章竞为浮华”不满，命苏绰作《大诰》；北齐后主溺于声色，朝政腐败，而文学“雅道犹存”；隋文帝多次用行政手段干预文风，似都不能简单认为仅仅出自一两个人的好恶，或儒学正统思想影响，而应看作是同时与地域因素有联系的文风斗争。在这方面，隋炀帝的表现值得注意。
把隋、唐对照起来看，文学发展是呈螺旋式上升的。隋代文学已像是给南北文学融合做了某种预演：“江汉英灵，燕赵奇俊，并该天网之中，俱为大国之宝。”（魏征《隋书·文学传序》）虽然这种预演，很短促，很不充分，但已多少预兆了下一阶段文学发展的趋势。
但是，南北文风斗争中，北朝文学虽有刚气，而数量有限，声律词藻也不甚讲究，影响远逊于南朝文学，唐初诗坛上依旧“禁不起南方那美丽的毒素的引诱。”（《宫体诗的自赎》），而尚存梁陈宫掖之风。只有当陈子昂高倡汉魏风骨、推尊建安文学时，南北文风斗争在局面上才有了根本的改变。就地域角度看，建安文学属于北方系统，曹魏中心在邺，建安诸子生长于北方。循北方文学上溯，从传统中寻找一面旗帜，有高度思想艺术成就的建安诗歌，乃是最为理想的对象。建安风骨足以对照出齐梁诗风的萎靡，揭举这面旗帜，南北文学在融合中，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和依归。
以上所述，是关于南北诗歌传统，通过斗争，实现正确结合的纵向考察。再就唐诗初盛中晚四个阶段跟地域因素的横向联系去寻索，前三个阶段，无论从诗歌创作的主体（作者）还是客体（描写对象）看，创作主要基地都在北方，而晚唐则更多受南方风土人情影响。明代李东阳说：“汉魏西晋皆北方之诗，唐之盛时，称作家者大抵多秦晋之人也。”（《麓堂诗话》）这种变化是由于唐代中叶以后，黄河流域遭受战乱的破坏，河北地区藩镇割据，关辅以西为吐蕃、回鹘所陷，北方衰敝，南方经济文化逐渐超过黄河流域，故文人出于北方籍者减少，南方籍增多。不仅文人籍贯有这种变化，而且晚唐出于北方籍的几位主要诗人如杜牧、李商隐、温庭筠在南方生活和仕宦的时间都很长。唐诗中所展现的形象，以前多为北方的乔岳平陆与慷慨悲歌之士，至此转为南国的烟雨楼台、才子佳人了。唐诗最后阶段正是随着创作方面南方因素的增长，气质发生了由刚向柔的转化。
第二节 民族
知识点1 民族对形成唐诗刚健特质的影响
汉人，从历史上看，是多民族的复合体，经常处在历史的流动变化中。汉魏以后，汉民族拥有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基地，在这两块基地上，南北民风表现出差异，北方强劲，南方温文。可以说中国古代北方始终是民族新血液、新成分的输入口。单是从东汉到隋，就经历了好几次大的动荡和组合。北朝至隋唐之际，正如陈寅恪曾经指州的：“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著籍于中原，而且在文化上与中原相融合，一般也就被视为汉人了。隋唐两代皇族，都杂有鲜卑等族血统，但无论在当时或现在，人们都承认隋唐是汉族建立的统一王朝。
作为中国古代各民族互相融合的溶剂，无疑是发展水平较高的汉人的经济文化。这中间，少数民族接受汉人的文化是主流，但任何事物矛盾着的对立面双方，总是互相渗透的。少数民族也决不能只是完全被动地接受汉族文化，在接受过程中，必然会有反馈。这种反馈，至少有两类重要形式：
①少数民族文化中，某些成分被汉族吸收。如西域等地音乐的传入，导致隋唐时期中国音乐史上出现灿烂的新时代。
②少数民族用武力进攻中原，乃至在中原建立国家，在汉人中无疑要引起包括精神文化在内的种种方面的应战。如导致风尚和气质上的某些改变，以适应少数民族暴勇的挑战。
在封建时代各个民族政权统治的国家里，除对全民具有普遍性的精神传统和心理素质可能影响于文学艺术外，控制了国家政权的那个民族的地主阶级，更有可能将他们的思想意识，在文学中强烈地表现出来。魏晋以来，汉族地主中的门阀士族，具有高度的寄生性和极端腐朽性。士人们熏香傅粉，沉迷声色。可谓刚气都尽，委弱之极。南朝浮靡的诗文，传达的正是其中信息。因此，隋以前南北文风差异，不仅关系着两地民风，同时也突出地反映了统治阶级的精神状态。陈寅恪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这一论述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有助于我们放开眼界，越过把汉族的政治经济，尤其是精神文化，当作始终处在固步自封状态的陈旧框框，敢于相信，在隋唐文化诞生的阵痛前，少数民族的活动，曾给中国中古社会注入过新的生命力。
顺着文化融合的发展潮流看，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由于中原社会融入各种血缘和文化成分，经历时日已久，人民已渐渐习惯，不再有以之为“夷狄”的意识了。有些习俗文化经过嬗变，已经成了传统的组成部分。这些因子进入中原文化中，自然会诱发某些新变。不过，从西晋末到北朝，文化较高的汉人处于遭受武力进攻的压抑之下，因境地的艰困而难得开出像样的精神文化之花，正像严冬冰雪覆盖下的植物须待大地回春之后，方能抽枝发荣。
隋唐之世，在文化方面，对于前代来说，是经过长期酝酿，终于绽发芳华之时。而就它自身看，又是一个更为崭新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改变了南北朝被动的、受压抑的局面，在汉民族政权处于强大和主动的情况下，展开了地域更为广阔的民族间互相接触与渗透。范围上除由中原扩展到江淮流域和天山南北地区外，并与中亚、南亚和东亚各国进行频繁的交往。而更积极的影响，则是丰富和活跃了唐代社会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突破了长期囿于中原文化圈的某些狭隘见解和观念。同时在艺术、宗教、科技等方面带来许多新的东西，这种胡汉诸民族间精神文化的摩荡和融合，正是唐诗滋长发荣的土壤。
第三节 唐诗刚健的特质
知识点1 唐诗阳刚之美的突出表现
唐诗是在国土空前辽阔、南北泪一、民族交融的背景上展开的，显现它特出的、富有阳刚之美的面貌。这种阳刚之美，在气象、内质、情态等几个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
（1）唐诗气象非凡，具有壮阔的面貌
壮阔，是处在国家大一统时代唐人心胸气度的表现。唐王朝的奠基者李世民实首开其端。尽管在当时不可能摆脱齐梁的影响，但他性格中混一海内、臣服胡越的气魄，终究要突破浮艳诗风的局限，不少诗篇仍然表现了宏放壮伟的气象。
（2）唐诗是一片空前的广阔的伟大国土
而这一诗国的灵魂，可以说是从“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新唐书·地理志》）的唐朝疆土上孕育升华起来的。唐诗中“千秋”、“万世”、“乾坤”、“日月”、“万国”、“八方”、“大漠”、“长河”等词语，出现频率特别高。肤廓的是少数，多数从空间上、时间上表现出种种阔大的意象和境界。诗人们以最饱满的热情、最宏放的笔触，歌颂了中原地带，乃至江南塞北，而同时在唐人的心理上，又形成一种以关中和长安为中心的意识观念。诗人们无论是在边疆绝域，或是在巴蜀江南，精神的轴心始终指向长安。
（3）唐诗又一突出之点，是它强劲的骨力
这种骨力与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人民刚强、雄健、尚勇、侠义之气得到增强有直接联系。如行侠之风，在战国和西汉初盛行，东汉以后，逐渐销声匿迹。唐代又一次显露身手，并大量形于歌咏，乃至宣称“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李白《行行且游猎篇》），即显然是刚勇之气复归的表现。虽然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侠在唐代已不可能恢复在秦汉时期的声势了。但是“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李白《侠客行》）、“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杜甫《遣怀》），仍然表现了“刚猛为强”的大丈夫风骨。
知识点2 具有刚健特色的唐诗
（1）边塞诗
唐代边塞诗无疑最具刚健特色，所表现的将士们献身祖国的精神、军幕文人从戎赴边的意气，令人振奋。从边塞诗的发展看，它在唐初诗坛上就独树一帜，不受萎靡之气影响。其所以如此，地域等因素的作用，显然是不可忽视的。唐帝国与南诏之间，也曾发生过多次战争，但反映南方边疆生活和斗争的诗，数量既少，气骨亦难与北方边塞诗相比。对照之下，尤足以见出地域和民气对诗歌的制约作用。
唐代边塞诗多写北方军旅生活，戍边于其地者，又多北方籍战士，作品风貌直接受到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影响。而从诗人主观方面看，他们自身又往往亲历边陲，受其生活环境的熏染，得北方风土之助。
（2）李杜诗篇
除边塞诗人外，从大诗人李白、杜甫的创作中，也能窥见西北地域和民风的影响。李白在巴蜀、江南生活过很长时间，爱好六朝诗歌，语言优美，所谓“心肝五脏皆锦绣也”，但他的诗歌，并不因为华彩而削弱了气骨，这与他先世长期流寓西域，本人生于碎叶，得西域豪侠之气有关。
至于杜甫，从公元756年携家逃难至陕北，至公元759年经陇入蜀，这段期间古体写得特别多。《北征》、《芜村》等篇，有近乎西北黄土高原给人的苍茫雄直之感。及至诗人弃官西走秦州、同谷诸作，更有陇山莽莽、关塞极天之象。杜甫与蔡琰等人之间的联系，除了时代乱离之感外，北国风土也起着遥相接引的作用。
（3）盛唐诗歌
就时代而论，唐诗的骨力，在盛唐作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殷璠选诗，标举风骨。他在《河岳英灵集》的序、论以及对众多诗人的评论中，反复用了“风骨”、“气骨”、“气质”以及“骨鲠有气魄”、“语奇体峻”一类评语，可见他的这一著名选本所代表的时代风尚。其中所选，即使是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人的山水诗，也是“格调高远”，具有内在的风骨。盛唐一批诗人离开诗坛后，大历诗风一度趋向浮泛庸熟。但这一段为时不长。贞元、元和，出现韩、孟、元、白等众多杰出诗人。唐诗的骨力，在大历之后，复又振起，说明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一种抵抗委弱、保持劲健的传统和耐力。这，一直到李商隐的《韩碑》一类古体和杜牧拗峭的诗风，仍然有明显的反映。而此种抗委弱的传统和耐力的形成，离不开唐诗赖以产生的背景和土壤。
知识点3 唐诗表现出刚健之感的原因
（1）唐诗突出地给人以刚健之感，不少地方是与它解放的气质相联系的
唐代的民族和文化背景，使得它比起汉代和宋代等统一的封建王朝，在施行封建礼教的精神禁锢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松解。唐诗中描写宫人、女冠、贵家姬妾乃至闺秀，在两性观念上确实比较开放。与宋词中同是写两性关系的作品相比，较少那种礼教压抑下的病态。因此，即使是论唐代爱情诗，民族和文化背景也是不可不加以考察的。当然，这种背景对于诗歌，更主要的影响，是通过活跃社会思想，给唐诗带来了解放的气质。就其与唐诗两大高潮的关系而论，盛唐时在精神较为解放的空气下，诗坛成批涌现脱略小节、豪荡使气、富有开拓精神的才士，发出中国诗史上音量最足的浪漫主义合唱；到了中唐时期，更出现文化思想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活跃景象。各种流派杂然纷呈，撑拄世间，则在某些方面起着精神上抗拒衰委的作用。故韩、孟、元、白、刘、柳的诗歌，皆能意态不凡，独辟蹊径，以各自的姿态笔墨，卓立于世，演出了中唐诗坛多元化的场面。
（2）由西域传入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部门技艺所带来的影响
论及唐诗解放的气质、发越的精神状态，还不能不涉及由西域传入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部门技艺所带来的影响。与诗歌相比，南北朝以至隋唐，中国在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部门，接受西域和印度的影响要更为明显一些。这可能因为这些艺术品种地位不及诗歌尊贵，夷夏之防薄弱，同时技艺方面中原又相对落后，迫切需要来自外域的借鉴和移植。而这些艺术部门特别是乐舞，和诗歌关系极为密切。当它们吸收了外来文化养分时，又不能不转而影响诗歌，唐代十部乐有八部源于西域。周秦古音，祖孝孙还能知道多少，实在大可怀疑，所谓“斟酌南北。”不过是一种折中，岂能全部排斥胡音。所以唐代乐舞，是在已经带有胡夷成分的情况下，继续从外域大量引进。胡乐风靡一世，一些诗人习染颇深。同时，唐代“声诗”是配合乐曲歌唱的，包括胡乐成分在内的乐曲本身，又必然要从声音的高下清浊和旋律节奏方面，给诗歌创作以直接影响。
（3）唐诗壮阔的面貌、强劲的骨力、解放的气质，通过作品给人的总体感受，无疑具有较多的阳刚之美
黑格尔曾把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美，称为“神经衰弱的美”（《历史哲学演讲录》），这种看法有片面性，但中国古代诗歌，多数呈现阴柔之美，而不及西欧作品雄强粗犷却是事实。唐诗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大量作品相对地显得笔力雄壮、气象浑厚。往往挺拔健举，而不流于卑弱。这种刚健的表现，作为唐诗的一种特质看，应该是符合事实的。继唐之后，刚健之气在宋代诗词中无疑表现得不足，但越宋而至金元，情况又发生变化。
所谓“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唐音癸签》卷十五引王世贞语）。戏曲的这种发展变化，与南北朝经隋唐到两宋的韵文演变情况，值得联系起来加以思考。似乎汉民族当文化上缺少外族“精悍之血。”补充时，其审美情趣有向阴柔方面倾斜的趋势。并且随着文化重心南移，时或有所加强。而历史上来自北方和西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则往往给处于相对静态的汉族文化带来新的活力。
研究中国文学，不能只看到自周秦以来的统一不变，要看到统一中有变化。当少数民族文化成分处于正被汉族文化消化或二者相融合摩荡的时候，往往正是中原文化得到富有铁质的新血液的补充，乃至发生新变的时候。“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有人嫌其缺少“阳刚之美”和“男子汉风格”，这与中国审美传统的影响，无疑有一定关系，鲁迅先生曾经慨叹：“伟美之声不震于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摩罗诗力说》）因此，在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今天，唐诗刚健的特质，让我们感到弥足珍贵，而围绕它所涉及的一系列有关文学史方面的问题，也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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